这也意味着，杨锐真正的成为了此项目的老板，而非又做老板又做员工的模式。
小超市升级大超市，操作模式自然不同了。
理所当然的，杨锐决定将第一作者的名头让出来，换言之，就是将员工的薪水和荣誉，归于员工本人。
否则，那就不是剥削，而是扒皮了。
剥削是科研界的生态，扒皮就完全不符合杨锐做科研的心情与理想了，那种将所有工作都交给手下，甚至连经费申请和思路都不提供的老板，曾经也是杨锐厌恶的对象。
他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祖宗保佑，他也不需要成为那样的人。
此外，作为一个如此庞大的项目，杨锐其实也不需要第一作者的名头的。
当然，第一作者的名头是很有用的，CNS级的论文，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院士评比中，都是有需要的，其他荣誉也是如此，但是，就像是沃尔玛的老板只需要证明自己能做一名好员工一样，国际级的大型实验室的老板只要有过CNS级的第一作者的名头，或者说，偶尔能够成为CNS级的第一作者，那就足够了，老板有通讯作者的名义，已经能够证明自己，就像是沃尔玛的老板，不需要证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一样。
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项目中，例如曼哈顿计划中，奥本海默其实一个实验都没有做过，他不需要做，他只要看下面一万多名科研人员的成果，然后分析路线和方向就行了。
最终，胖子和瘦子起爆，所有人都知道奥本海默的价值，而并不在乎他是否真的做过某个具体的实验，下面的一万多名科研人员，以及全世界的科学家，也都明白此道理。
从杨锐的思路出发，G蛋白偶联受体对他的核心价值是面向诺奖的。
他对一篇CELL或者nature的第一作者已经没什么绝对性的要求了，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是奔着国际级实验室去的，他都是要做大BOSS的人了，又何必再证明自己有超强的雇员能力呢？更不要说他已经证明过了。
而诺奖，诺奖向来都是冲着通讯作者去的。
事实上，包括国内的杰青、院士等称号，其实也都是冲着通讯作者去的——世界是劳动者的，也是资本家的，但终究还是资本家的。
诺奖每年的三个名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提名。
而提名是来自于国际声望的。
换言之，一名没有什么名气的学者，就是有资格得诺奖，你拿不到提名也是枉然，甚至去年有提名，今年没提名，今年照样没资格得奖。
史上最惨冈伯格因为发现了自由基而原本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然而，由于沙俄的秘密警察刻意拖延了邱盖夫从圣彼得堡提交的提名，他失去了1915年的首次机会，到了1916年，作为最欣赏也最了解冈伯格工作的邱盖夫，却没有收到提名他人的邀请，于是，冈伯格照例失去了1916年的第二次提名机会，最终，冈伯格从1921年到1940年间，共收到了16个人的8次提名，却总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成为了有诺奖成果，而无诺奖荣誉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而最牛的诺奖提名者当属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1945年1月19日，发出了一封电报，也就是民国人常说的通电，说：“提名泡利获得物理学奖，他的包括有我们称之为泡利原理或不相容原理的对现代量子理论的贡献构成了现代量子物理学的独立于其他基本粒子理论的基础部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于是，泡利得到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且有一个与爱因斯坦的电报说法一致的颁奖词：引起发现了不相容原理，也称之为泡利原理。
G蛋白偶联受体的成果是诺奖级的，同样是BOSS级的。
它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项目组能够完成的项目，它是需要一个顶级实验室，大量的人手，以及天才的思路才能完成的项目。
一旦做成，这是不逊色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果，在学术圈，震动或许更大。当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光是中间阶段，就一口气发了七八篇的science，G蛋白偶联受体要发表论文的时候，也不会是个位数的文章，杨锐会在切实参与了实验的论文中署名第一作者，剩下的荣誉，他决定还是分给应该得奖的人。
一名将军深谋远猷是超等的，攻城略地是一等的，提一把狙击枪在自己挖的战壕里打冷枪算什么呢？
神枪手又或者世界级神枪手的荣誉，只对苏先凯这样的基层军官才有诱惑力。
而且是巨大的诱惑力。
几分钟后，苏先凯的转述令实验室内爆发出一阵骚动。
范振龙、王思胜等人都跑了出来，目光看向杨锐，以做确认。
“只要你们独立完成的项目，会得到第一作者的署名，这与以前的实验室规则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当然，经费是我出了。”杨锐知道他们想问什么，直接就说了。
离子通道实验室，华锐实验室和遗传工程实验室，向来都是这样的规矩，不过，以前个人能够独立承担的项目，最高无非是JMC的水平，也就是影响因子4.0的门槛，那既是水平的限制，也是实验室的条件的限制，更高端的项目，都是杨锐主持并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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