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过后，郑经便奉皇帝的旨意，苦逼地搬到了城北的营房内，与羽林都的羽林孤儿们一同接受军事训练。
也不知道是不是李溥兴故意为之，郑经居然被分配到了黄飞扬所在的哨内，成为一名最低级的列兵。
在见到黄飞扬的时候，郑经的脸色明显变得很是难看，他虽然一想到自己昨天晚上想到的准备对对方的报复行为，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估计都要跟在对方手下了，若是报复对方被发现，那他岂不是没有好果子吃。
因此，他只能不情不愿地向黄飞扬行礼，并在黄飞扬的带领下接受军事训练。
事实证明，军营确实能够改变一个人，在郑经被送入军营内接受训练后，羽林都将士皆没有因为他的世子身份而格外对待他，同吃同住，一同流血流汗，只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郑经的性子就变得沉稳了许多。
一个月后，在山东等级组建的新军也终于训练完毕，苏言将其命名为第五镇，火速调往辽东接受苏定远调遣，对据守盛京的清廷发动最后的进攻。
三月，随着温暖的春天降临，地面的积雪也随之逐渐融化，战争的阴霾重新在辽东大地打响。
首先是朝鲜，朝鲜总督苏辅于三月初率军越过鸭绿江，进入辽东地界，沿途各个聚集点纷纷望风而降，这里定居的满人早已提前逃跑，留下的只有被奴役多年的汉人，汉人们眼见同胞打来，自然是纷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
在朝鲜夏军进入辽东后，这里的地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起来，夏军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清廷即便有了鳌拜带来的军队的援助，也不敢轻易主动挑起战端。
朝鲜夏军进入辽东的半个月后，第五镇庞大的大军也终于开至辽阳城外，在接受苏定远的指挥后，后者与苏辞、苏辅二人一番讨论，决定速战速决，尽快收复沈阳。
三月十九，夏军开拔，渡过太子河，向盛京城浩浩荡荡地开去。
眼见夏军杀来，盛京城中顿时一片混乱，朝中大臣纷纷谏言顺治皇帝，请求皇帝以江山社稷为重，切莫继续留守盛京，暂时退至兴京（后金国首都赫图阿拉），将盛京军务交给安郡王岳乐全权处置，鳌拜为其副将。
但顺治皇帝并不愿意撤离盛京，他决议与夏军在盛京决一死战，不过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不顾满朝文武阻拦，下旨将四阿哥爱新觉罗·玄烨册为太子，命议政大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为辅政大臣，护送皇太子退至兴京，一旦自己以身殉国，便由四阿哥继位。
和历史上不同，四大辅政大臣只剩下了三人，鳌拜因为手握军权而被要求留在盛京协助抵抗，在夏军兵临盛京的前两天，辅政大臣和部分兵马护送着太后和一众皇室宗亲撤离京师。
除了他们之外，这几天内陆陆续续有众多满人逃离盛京，皇帝并没有阻拦他们，他站在盛京的城墙上，看着那些携老扶幼、拖家带口逃难的满人，心中满是悲凉之情。
在围城前，朝廷又接连派出信使前往科尔沁草原，请求皇太后的娘家科尔沁部和其他几个部族派遣大军前来支援，他们也知道蒙古人不一定会全心全意救援，便让他们无需杀来盛京，去截断夏军的粮道即可。
三月二十二日，夏军前锋与清军于盛京城南五里处展开激战，清军虽然为了保卫首都悍不畏死，但还是被夏军几乎歼灭。
岳乐为了避免出现更多无谓的伤亡，便将外围军队撤回，加固城墙的城防，不过鳌拜认为朝廷兵力众多，应该背靠城池，主动出城与夏军鏖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又闹到了皇帝那里，最后皇帝同意鳌拜率军出征与夏军交战。
岳乐无奈，只能留守城中整备，同时动员城中仅存没有逃跑的旗人与汉人
将所有男丁强行征召入伍，借助手持，老弱妇孺也必须参战，他们无需直接参加战斗，但需要为守军准备吃食，照顾伤员。
二十二日下午，夏军兵临盛京城，鳌拜率领两万兵马于天佑门外与夏军鏖战，期间城头红夷大炮不时响起，为清军提供掩护，但一番激战后，清军大败，鳌拜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退回城中，而夏军也并没有追击，眼睁睁放任清军撤入。
围城前的这场厮杀反而令清军士气大跌，但皇帝并没有怪罪鳌拜，他只是言语平淡地命令鳌拜之后要听从岳乐的军令。
此时的盛京城还没有扩建外城墙（外城为康熙年间扩建），整座城池呈正方形，每个方向有两道城门，定居城外的居民早已跑光，空无一人。
城中清军兵力众多，亦是全民皆兵，保守估计守军兵力至少有七万人，与城外夏军兵力没有相差太多，夏军参战的有第一镇万余、第三镇七千余、朱雀左旅四千余、蒙古骁骑营两千余、第五镇四万余及朝鲜总督苏辅率领的万余夏军与两万朝鲜官军组成的联军。
夏军兵强马壮，随即将整座盛京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夏军在盛京八门外部署了众多火炮，在构筑完围城营地后，便对城池展开了猛烈的炮击。
随着炮击的命令下达，盛京城四个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火炮轰鸣声，成百上千炮弹陆陆续续砸在盛京城的城墙上，虽然被部署在城墙上的红夷大炮也有展开还击，但很快就被淹没在了夏军的优势火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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